记忆丨张玫：红色少年三度越境投奔抗美援越战场

原创 2017-07-26 张玫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玫，男，祖籍河南许昌，1954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幼年随家庭迁居多地。1966年小学毕业参加文革串联，后在河南农村当过知青，在湖北林场当过林工，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武汉警察学院任教，2015年退休，现侨居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附近。

原题

我“扒车”出游的经历

摘要：50年前的6月，13岁的红卫兵张玫，与女扮男装的伙伴谭继东等人一起，扒火车来到中越边境城市的广西凭祥，三次越过边境，期望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

1967年，我父母流落鄂北小县，下放林场改造思想。我则寄宿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和一帮无课可上，无事可干的少年每天在火车站闲逛。扒乘货车北上河南信阳，南下省城武汉是我们隔三差五的功课。

当时的同龄同学鲜有像我有出过远门经历，他们的家长对孩子出门不甚放心，也不愿意拿出几元钱的游玩费用。比我小半岁，40多年来一直和我有密切交往的陆健成为我这次出行的伙伴。他和我一样读过很多书，历史和古典文学知识不如我，外国文学知识比我强，地理知识旗鼓相当，扒车水平和铁路知识则技高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他数天前在铁路上倒腾废品发了一笔小财——4元钱在当时足够游玩十天。

1967年5月23日傍晚，我们带着简单行装，从车站登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车。

40多年前的地球确实没有现在温暖，初夏时光，在轰鸣声声、四面通风的货车上感觉到天阶夜色凉如水。8时，到达河南信阳，夜半，到达河南漯河，24日拂晓，到达郑州货站。

我们对货车运行规律了如指掌：铁路货车多数只停大站，很多大站有专门的货站。铁路中枢的货站有到达场、编组场，出发场；长途乘车要经常换乘，才能更快到达目的地；郑州过后的货车停车站是河南新乡、河南安阳、河北邯郸、河北石家庄、河北保定，然后是北京的火车货站丰台。

我俩在郑州停留了半天，去了三个月前我来过的小姨家。比我大近二十岁的姨妈是小学教师，她担心我们的安全，因此对我们的凌云壮志进行了打击，还站在河南保守组织“十大总部”的立场上同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进行辩论。最后的结果是给了我5元钱，使我有了4倍于陆健的财富。

5月24日中午，艳阳高照，华北平原小麦金黄一片，我们从郑州货站重新乘车，经新乡、安阳，天黑时进入河北境内。夏天夜短昼长，到河北邯郸时天还没黑，晚十时许到达河北省会石家庄。

石家庄是阻拦南方各省上访的第一道防线，每一列货车进站时就会有大批军人进行检查，截获上访者。

我们运用扒车的技能（进站前站外跳车），轻而易举的闯过了石家庄一关，下一个大站保定的防范更严，我俩不幸“落网”，被军人“请”进了市区某单位一所大礼堂，也就是劝阻上访接待站。在这里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次日晨吃了免费早餐后便偷偷溜走，步行至货站，在站外等火车驶出后又扒乘上去（当时火车的速度很慢）。呼啸的火车载着我们直奔丰台，此时，货车上全无石家庄以南随处可见上访人员的喧闹，前后数节车厢，没见人之踪影。

上午10时左右，货车停在了北京南数十公里良乡站，恰好一列同向客车进站。我们顺利登车，但很快在停靠长辛店站时因无票被查获驱逐出车，交车站处理。车站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身上没有搜到足够补票的钱款（因为我们的衣兜里只放几角钱，元以上的钱都被卷成细长条，放在短裤的松紧带中，这是我串联学到的经验之一），只有网开一面。

作者在北京留影。

5月25日中午，我们从长辛店乘市郊公汽到达北京广安门，步行经天安门广场至北京站。北京站是1950年代和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齐名的十大建筑之一，雄伟壮观让我们惊叹不已。

故宫和颐和园因文革没有开放，还有很多名胜路途遥远，我们无法混乘汽车，只在26日这一天游玩了故宫附近的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白天游玩，晚上在北京站候车室的椅子上和衣休息。

作者在北京留影。

27日上午，我俩来到永定门火车站，顺利地混上了去天津客车，中午到达天津。我们在海河大桥附近玩了半天，27日晚混乘客车经河北沧州，午夜转车到达山东德州。次日早晨乘一列货车的尾车（车长是个很好的中年人），下午时分再次来到石家庄。北京、天津、德州、石家庄四座城市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模样，这是我又一次设计的尽量不走回头路的出行路线。

28日下午，两位为5分钱能买到两根冰棍而兴奋不已的少年（湖北是5分钱一根），在河北省城的街道上游玩半天。游北京、天津的目的已达到，原计划应顺京广线南下返家。但我突发奇想，南辕北辙，佯装从石家庄继续北上，再度去保定自投罗网，这样就能在劝阻上访接待站中办理免费返程车票，冠冕堂皇地乘客车回家。这样的灵机一动使我有了后来与谭继东的相遇，也就有了越南之行，这也是冥冥上苍对命运的安排。

是夜，我们在四天前来过的地方束手就擒。29日白天，在保定的那所并不陌生的大礼堂里，四个年龄仿佛的小伙伴萍水相逢，另外两个就是谭继东和袁卫。

自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一中初二（四）班的谭继东比我高半个头，白白胖胖的，头发很短，眼睛很大，一个神清气爽的少年。他博学多闻，能言善辩，串联时去过很多地方，串联结束后仍很少归家，东三省，华北、华东，四川、新疆。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不久前和袁卫扒乘运送军用物质的货车去了福建的厦门——当时和国民党军炮战的前线，一般人不能去的军事禁区。

谭继东告诉我和陆健，他和袁卫去福建是为了参军，但没有成功。他还听说有很多红卫兵去越南参军，他俩这次经过保定是为了去越南。这个信息我是第一次听说，当时军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以林彪为首的军方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对普通民众来说，拥有一件旧军装，一条军用皮带、一件军帽，一件军用书包，都是光荣和时尚。

他还告诉我们，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朝鲜族，兄妹二人，哥哥在东北某部队当侦察兵。他的字迹很漂亮，还经常给我们书写朝鲜文字。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谭继东尽管是男装，却长着一副女儿面容。负责管理我们的只有15岁的解放军战士小刘也和我们成了朋友（好像是四川人），他也和我们一样，常拿谭的长相开玩笑。

在谭继东的感召之下，我决定“入伙”，和他一起去越南，我身上的16元经费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还可以在外生活20多天。

江苏省武进县大黄庄中学的袁卫个头和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头很大，很憨厚的模样（谭继东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傻大个”，因我瘦小，后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耗子”）。袁卫说，他在串联赴内蒙古探亲时结识谭继东，二人遂结成游伴。

陆健最小，个子也最矮，此时钱已用完，不打算“继续革命”，这次以不到4元钱的花费，走京下卫，已很知足。

5月30日中午，四位新结识的“驴友”持接待站为我们办的车票登上了北京至武昌的37次特快列车。5月31日晨列车停靠广水站，陆健下车，带走了我的已是累赘的厚重衣物。已经进入盛夏，而我要去的是炎热的南方。

我已经不记得是在37次的列车上，还是在下车后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总之，我、谭继东、袁卫结识了从北京返程的5位广州三中的学生。18岁的黄洁端，还有15、16岁的黄自强、魏放民、俞小民、陈汉杰等4人。为我们三人的壮举所感染，他们决定和我们结伴同去越南。

串联时的谭继东(右)与姐姐合影。

扩充了的8人队伍从汉口站轻易地乘上了郑州至昆明的61次直快，经湖北南部贯穿湖南，20多个小时后，到达广西柳州（当时中国的火车，1至20次为特快，21至80次为直快，1967年，至昆明的铁路才全线贯通，但要经过湘桂线至广西，因湘黔线还未通车）。这是6月的第一天（儿童节，按现在标准，我当时也是儿童），我们面前呈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南国风光。

早在串联高潮时期，就有北京红卫兵和其他几支南下串联队伍来到中越边境。他们很快得知中国秘密出兵北越的信息，一者是为了履行时髦一时的国际主义义务，二者是参军、打仗是实现凌云壮志的最佳途径。总之，串联红卫兵偷越国境，赴越南参军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周恩来特批个别红卫兵参战越南后。对于这一段历史，数年前凤凰卫视曾做过几期节目。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老鬼在其作品《血色黄昏》中也有记述。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经广西去了越南，到达的第一站是广西仅次于首府南宁的大城市柳州（路过桂林，我们没下车）。柳州是当时中南、华东地区进入云、贵、川的必经之地，也是铁路中枢以及中国最早的几个铁路局之一。我们乘坐去昆明的火车要经此转向西北入黔，必须在此转车。在这个历史古城大概呆了一天，一行8人来到南宁。

6月2日至6日，满怀参军梦想的我们在南宁呆了五天。五天里，我们除了在街头和不同观点者激辩外，还忙中偷闲，曾去南宁邕江大桥下游泳。我还把收集到的造反组织的传单、报纸寄给广水中学的孙俊林老师（他和陆健后来在广水为我去越南之事广为宣传，使我一度成为这个小镇上家喻户晓的名人）。

此时，谭继东和袁卫已无分文，吃饭的钱全靠黄洁端等人资助。我一直好奇谭继东的长相，其他几位年长的同伴也偶有评论，只是从未当真。有一次我好奇地观察到他和我们一起进南宁火车站前的男厕所，却从未见到过他站着小便。和现在的青少年相比，当时之人真够单纯。

我们在南宁滞留五天，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参加两派争斗，而是想通过混车的方式继续前行遇到困难（即便购票，也要相关手续，但只要有钱，会有很多途径）。这里离边境城市凭祥不到200公里，又是战争前线，自然管查很严。8人绞尽脑汁，扒乘货车、扒乘军用汽车、混客车等一一试过，均以失败告终。

在南宁的最后一天中午，5位广州的同学经过商量，除黄洁端坚持要和我们去越南外，黄自强、魏放民等4人改变去越南的初衷，打算改道云南昆明。他们是想去昆明游玩，还是想经西双版纳去缅旬，走宋彬彬之路，我的记忆已被尘封。但我清楚记得，我们8人是在铁路边上分手，是在一次乘车失败后分的手。

黄洁端为什么没有和自己的同学一起离开我们（其他4人是他从广州带出来的，都是住在一个大院的街坊）？是否因为我们三人太小，谭、黄二人身上无钱，需要照顾？也不知魏放民等4人究竟去过什么地方？何时回到广州家中？当然，这些谜现在已经解开（他们分道扬镳后，一人因病回家，3人去了重庆）。

6月5日（或者是6月6日）黄昏，黄洁端、谭继东、袁卫和我来到南宁火车站一列南下的货车旁。平板的货车上满载苏制嗄斯汽车，检查人员在不停地寻查，驱散可疑人员。我们早已领教过扒乘货车的难度，前一天，我们8人就是这样望着一辆辆启动了的火车而束手无策。

我的铁路知识和扒车经验又一次起了作用。此外，我还能出一些点子，据后来黄洁端回忆，和老实巴交，口齿笨拙的袁卫相比，我不仅伶牙利齿，而且特别调皮捣蛋。我建议，我们四人分为两组，从不同方向待火车启动后从站外上车，而且前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目标就小多了。

傍晚，装成在铁路边玩耍的四人分别扑向缓缓驰出南宁站的货车。我和黄洁端在列车的前部左侧，谭继东和袁卫在列车稍后的右侧。左侧的两人顺利扒上车，却不知50米后另一侧两人的情况。但我确信，四人的举动还是被车站寻查人员发现。因为在火车停靠沿途小站时，有铁路工作人员前来查找，并向我们藏身之处扔石头。

小时候我曾在母亲单位孝感汽车分局居住，经常和小朋友在汽车下捉密藏，因而知道藏身于汽车的哪个部位最为隐匿，两三个车站的检查人员要想从几十节火车皮中的一百多辆汽车中找到我们确属不易。我和黄洁端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

一个多小时过去，火车在高速行驶中，谭继东顺着一节节的车厢从后部来到前部与我们会合，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但他毫无惧色。他告诉我们，袁卫因车速太快，未能扒上车来。在汉口纠合的8人小分队，硕果仅存3人。

孤独的袁卫后来去了什么地方？身无分文如何回家？他和谭继东交往的时间最早，后来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若干年后，在寻找谭继东和黄洁端的同时，我也曾试图寻找袁卫，但所留地址已有很大变动，与其同名同姓者太多，寻找如同大海捞针。数年前，我曾与南京的一位年纪仿佛的袁卫电话联系，结果张冠李戴。后来与黄洁端重逢后，黄说袁卫曾给他家去过一封信，年代久远，信已丢失。

凭祥车站今非昔比，43年恍若一梦。

午夜，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凭祥。这座小城离越南的首都河内100多公里，离中越边境的友谊关（清朝叫镇南关，后曾改名叫睦南关，共和国成立后称友谊关）只有10公里。凭祥是一个城区人口只有数万的小城，但全国当时仅有的10对特快火车有一对到达这里（5、6次火车从北京每周到凭祥一次，到河内一次，其他几天往返南宁，因这趟车在广水停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重要的是，因为隔三差五就有赴越南的内地红卫兵到达，这里还有保留着全国为数不多的接待站。

我们在凭祥火车站候车室休息到天亮，车站很小，好像没有候车人员，因为每天到达和始发的客车不多。从火车站到接待站有三里多路，我们边走边问，路上的行人很少，当地人说的粤语和和黄洁端的广东白话相差不多，我和谭继东不时的学上几句向当地人问路。

上、下：凭祥接待站，重庆学生赠送的地图。

凭祥红卫兵接待站在市委党校（也可能就是市委），这里只有少数工作人员，有几间空旷的房间接待我们数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少年，和串联高潮时内地的接待站一样，房间内全是地铺，但没有被褥只有草席，因为天气已热。

院落后面有一排平房是我们的食堂，一日三餐，但不免费（每顿2两粮票，1角7分钱，一饭一菜）。我从工作人员看的《参考消息》中得知，这几天，万里以外的以色列正在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打了一周的六五战争。这也使我记住了到达凭祥的大致时间。

43年后，笔者重走越南路，重游友谊关。

6月6日至19日，我在凭祥及中越边境逗留了半月，这15天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我曾经三次越过国境，到达属于越南的领土。和大多数同伴一样，最远也只是在山上眺望越南的凉山城，还有两次出境仅数里，在边境小镇铜登附近兜圈子。我们的目标地越南首都河内从现在的时空尺度只需两小时车程，但在当时却遥不可及。在河内周边，中国驻越军队最多，个别红卫兵就是在河内中国大使馆被特批入伍。

第一次越境除我们三人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共十数人。我们找到一个到凭祥赶集的越南老乡（边境一带，两国人可自由往来，甚至通婚），让他带我们走小路过境。上午，我们顺着友谊关西侧的山间小路往南走，在越过国界不远的一个越南村庄休息时，被越南民兵抓获。我们被送到友谊关越南边防，填办了一个表格后移交至数十米外的中国边防，再办一次手续后即获自由。一行男女垂头丧气地回到凭祥。

友谊关附近的弄怀口岸，当年各地红卫兵就是从口岸两边的山路上偷越边境。

第二次越境最为艰辛。数日后，意犹未尽的我们重新纠集了近十人，三更造饭，五更起兵，走了十数里路天还没亮。在距友谊关数里处的抗美遂道东侧，上山走小路入境。这一次的结果和第一次大同小异，偷越国境者还是被当地民兵擒获。

这些越南民兵曾在12年后与援助过他们的解放军兵戎相见，中国人扮演了东郭先生的角色。1979年春，许世友出广西，杨得志出云南，两路夹攻，打下了凉山和高平。我们走过的山路，攀登过的山头在很长一段时间焇烟四起，布满让人望而生畏的地雷，一曲《血染的风采》当年感染了多少中国人之心。

1960年代，中国为了越南和美国开战，1970年代末又为了平衡美、苏和越南开战，而越美近期似乎也忘却了当年的恶战。这一切均证明了政治家的至理明言——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近期报上有新闻说，在国内找不到妻子的中国光棍，可娶到物美价廉的越南女人，看来中越关系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

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黄色的法式风格建筑是当年办理出入境手续之处。

第三次越境走的是第一次的路，总结经验后的一支新队伍入境后躲在一个小山上，等待天黑再继续顺大路南行。黄昏时，山上的蚊子开始发动攻击，这里的蚊子大而凶狠，有如美国的B—52轰炸机。我们饥肠辘辘，渴时饮山沟之水，饿时食树上野果，忍到天黑。这一次我们走得最远，大约快到凉山。晚十时左右，入境者还是在大路上被驻越中国军队发现，被追赶后四散而逃。我和谭继东躲进一片豆角地，黄洁端和其他同伴不知去向。半小时后，我俩被军人发现，带到部队驻地休息一晚。第二天，驻越部队用军车把我们送到了友谊关中国边境。

回到接待站，被冲散的伙伴们也陆续汇集，他们有的比我们走得更远，好像有一个到达了河内，是被大使馆送回来的。但黄洁端没有回来，只到三天后我离去，再也没有见到黄洁端。我相信他的广东语言和南方人的长相会对他有帮助。

在和黄洁端相处的近20天里，他不仅向谭继东提供生活费，还使我们获得了很多知识，包括革命造反知识。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我和他对局，让我车、马），曾和接待站的管理人员对弈。尽管我去过广州，但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象棋大师广州人杨官麟的佚事，还有粤剧名伶红线女叫邝健廉。他还教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签名，在给家人写信时让人无法模仿。

在这半个月里，真正地感受到战争只有一次。那一天，大家正在食堂中餐，忽然警报声大作，工作人员说有敌机空袭，将我们带到后山的防空洞。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数日后，从报上得知，广西宁明（凭祥西北数十公里）上空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

越南谅山市，作者1967年、2010年两度到此。

除了越境去越南，这些走南闯北者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或者去小城街头闲逛，或者在接待站交流心得体会，铁打的接待站，流水的红卫兵，有人来，也有人离去。谭继东和黄洁端之外，我记得的共同相处过的伙伴有憨厚的山西大个（大学生，母亲是太原模具厂的工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滕忆梅（女），和我个头年龄差不多的西安“小豆”，还有来自甘肃的几个女生和北京的几个高干子弟。其中，来自江苏的小J是我后期的朋友，我俩一起在返途中去桂林玩了三天。

第二次越境归来，我通过邮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离家二十余天的经历。信上充满豪言壮语，说到再越境一次，如不成功，就返家。后来得知，正在林场下放，对我的下落焦急万分的父母翻山越岭，连夜去总场将信取回。

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无所事事，来到凭祥街头，和当地保韦国清派群众进行辩论。寻衅闹事，街头辩论是当时红卫兵的必修功课。回想起来，并不是我们能言善辩，而是对当时极左的语言滚瓜烂熟，讲来讲去，就是重复那些让现代人听来不可思议的话语，包括毛的语录和他的诗词，这些语录和他的所有诗词我至今到背如流。

我们和一位20岁左右的当地青年工人（机械厂的，也可能是手表厂的）在街头激辩。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两广称“单车”），被我们围在核心。我们人多势众，他自然不是对手。可我们不依不饶，同时对他实施小动作。

一个我记不清是谁的同伙对自行车轮胎实施放气，谭继东摘去了车铃。我最阴毒，拔掉自行车的钥匙顺手扔进草丛。得手后，一哄而散，一点也不知道“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位青工在当地年轻人中颇有地位，用武汉话来说是一个玩字号的人物，有一帮比我们更加胆大妄为的哥门。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忘记了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古训。

果然，一帮当地青年于次日打上门来，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阻拦。我年纪小，未受皮肉之苦。在辩论中首当其冲的谭继东是追打的对象，当时就吓得花容失色，战战兢兢地公开了自己女性的身份，在几个年纪稍大同学的调停下，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此后，谭继东在小范围内回归真实性别，虽每天仍和我们厮混，但晚上却住进了女生房间。当时天气炎热，更多的时间我们拿一张草席睡在室外凉爽处。一天，接待站中来了几位女生，晚上休息时，她们对谭和她们住一起感到诧异，是我前去进行解释，但当晚谭还是去室外空旷处睡眠。我还记得谭在凭祥丢失了一件内衣，只剩惟一的一件蓝色上装穿在身上。

经过这场风波，凭祥的这位青年工人反而和我们成了朋友，真可谓不打不相识。他很讲义气，有一次，小J的书包丢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物品，这位工人和我们在一起四处寻找盗窃者。在凭祥火车站寻找未果，他和小J各骑一辆自行车，顺铁路沿线追寻了十几公里。这位老哥不知是否还在凭祥，想来也是60多岁，退休多年的老人了。

第三次越境回到凭祥后数天，我身上钱已告罄，囊中羞涩（尚有几斤全国粮票和用1角人民币换来的7角越南币）。谭继东早已一贫如洗，她的经济后盾黄洁端下落不明，但她还是要继续去河内。于是，我和她分手，踏上归途，离开了串联中我逗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和我一同离开的还有小J和滕忆梅。

6月23日晚，我和小J搭乘一趟去武昌的火车离开盘桓了三日的桂林，24上午到达湖南株州。小J必须在此转车，我由京广线往北，他由浙赣线向东。他在车站的站台上给我买了些食品，我们分手道别，从此天各一方。

当天中午车到武昌，出站后我用两斤全国粮票换了4角钱，足够我回家了。广水距武汉只有150公里，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钱花净光后卖粮票的手法，在我后来的4趟长途旅行中广泛运用，钱不花完，决不回家。此后，我已不再是为政治信仰串联的革命者，而是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流窜犯”。

从5月23日和陆健北上京华，到6月24日从南国返回，这趟出行，整整32天（没有超过我第一次出行近60天的纪录）。由于陆健和一些同学及朋友广为宣传，在人口只有数万的广水镇，我一度成为妇孺皆知的风云人物。走到街头，不时有人指指点点，无非是对我幼小年龄便敢走南闯北啧啧称奇。

作者（左2）和当年的朋友在一起。

文图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记忆：文革反思录